撰文 | 格林
校园民谣
青春的短暂绽放
1994年由大地音乐发行的《校园民谣1》横空出世，清新率真、朝气蓬勃校园气息，迅速受到大众的追捧，在当时的乐坛“西北风”和“港台风”分庭抗礼的乐坛形成独立力量。校园民谣风起云涌之际，恰值市场经济发展初期，那时的音乐还未脱离1980年代文学和理想情怀，清新诗意的人文气息，成功的商业运作，促使校园民谣迅速风靡了整个社会，并产生了极大反响。代表人物郁冬、老狼、叶蓓、高晓松、小柯等，《同桌的你》、《青春无悔》、《冬季校园》等经典歌曲至今依然被反复吟唱。
九十年代的老狼（左）和高晓松（右）
中国当代民谣的开端，应追溯于90年代初的校园民谣。校园民谣概念的首次出现，是在七十年代初的台湾，随后传入大陆，罗大佑、刘文正等人的歌曲，给那个时代的大学生音乐上的启蒙。在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校园民谣是由大学生创作于校园之中，流行于中国大陆的各个高等学校，最开始只是在草坪上创作和演出，高晓松回忆起草坪年代，最鼎盛的时期是在1990年，那时几十个学生聚集在一片草坪上，或点唱某人经典，或各唱新作，或翻唱别人歌曲，有时还会即兴命题写歌。
开始的开始 是我们唱歌
最后的最后是我们在走
最亲爱的你像是梦中的风景
说梦醒后你会去 我相信
没忧愁的脸 是我的少年
不仓惶的眼 等岁月改变
最熟悉你我的街 已是人去夕阳斜
人和人互相在街边 道再见
你说你青春无悔包括对我的爱恋
你说岁月会改变相许终生的誓言
你说亲爱的道声再见
转过年轻的脸
含笑的 带泪的 不变的眼
是谁的声音 唱我们的歌
是谁的琴弦 撩我的心弦
你走后依旧的街 总有青春依旧的歌
总是有人不断重演 我们的事
都说是青春无悔包括所有的爱恋
都还在纷纷说着相许终生的誓言
都说亲爱的亲爱永远
都是年轻如你的脸
含笑的 带泪的 不变的眼
亲爱的亲爱的亲爱永远 永远年轻的脸
永远永远 也不变的眼
——老狼，叶蓓《青春无悔》
1995年发行的老狼《恋恋风尘》珍藏版
九十年代，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理想情怀失落，大学校园纯真的诗意，被娱乐偶像精致的面庞、甜腻的声线淹没。随着港台音乐大量引入，市场经济大潮中的从众、迎合和媚俗，大陆音乐市场的不健全，大众审美视觉化共同瓦解了大陆校园民谣，校园民谣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经历了极度兴盛到迅速衰落。校园民谣的短暂绽放记录了一个时代、一种学校的文化氛围、一代莘莘学子的梦想与追求和对易逝的青春岁月的怀念。随着内地流行音乐式微，民谣也受到强大冲击，只能在夹缝中生存。
新民谣
现实的介入与批判
2001年，北京三里屯南街成立了“河酒吧”， 野孩子乐队、万晓利、小河、左小祖咒、王娟等民谣音乐人在此演出，这里也成为中国早期“LIVEHOUSE”的雏形。互联网时代，唱片工业坍塌，演出市场火爆。诞生于livehouse的民谣，本是因为独立音乐形式，恰好赶上演出市场发展大潮，地下文化逐渐发展为一种具有人文气质的演出形式和精神生活。2005年后，中国内地当代民谣集体发声，各地优秀的民谣音乐人和民谣主题的音乐演出、音乐节逐渐受到关注。
河酒吧时代的野孩子乐队
这一时期的民谣被媒体称作“新民谣”，除了新的表演模式外，它还广泛介入社会现实——不论是语言体制、思想意蕴和价值功能，都体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现代性。这种对于现实的介入使新民谣从风花雪月的情歌中突围，以独特的情怀吸引了不少乐迷的关注与喜爱。民谣歌手的队伍也日渐壮大。
2000年至2010年的十年间，是中国社会剧变的十年，城市化进程、社会阶层分化带来的动荡与失落，反映在此阶段的新民谣上，是对现实的批判与呐喊。2000年以后，一批歌者开始了回归乡土传统的思路，在传统民歌中挖掘城市人能欣赏的素材，将民族传统民歌和曲艺元素运用现代音乐的手段重新编曲和演绎，形成了有时代感的、超越了旧风格的音乐，被媒体称之为“新民谣”。来自兰州的野孩子乐队，把西北民间音乐和民谣摇滚融为一炉，成为中国当代民谣音乐的先驱；苏阳的音乐融合了大量宁夏的土“花儿”；立足于北京的 IZ 和杭盖乐队,都大幅度地将山地和游牧音乐元素放入了他们的音乐里。
“新民谣”以强烈的人文精神为特质，带有明显的知识分子倾向和深沉的思想性。这一特点在周云蓬的作品中体现最为深刻，不论是《中国孩子》中“不要做中国的孩子”的愤懑呐喊，还是《失业者》中“一旦有一天看到了蓝天，我们就成了无助的失业者”的深刻同情，还是《沉默入迷的呼吸》中一长串的人名诵念，都体现了知识分子对当代社会现实的介入，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周云蓬专辑《中国孩子》
从本质上来说，“新民谣”来源于民间市井，其中有鲜明的个人生活和个人印记，以及独立的思想记忆。以小河与美好药店以及万晓利等人为代表的实验民谣，是一种开放的先锋的姿态所创作出的现代民谣，他们的作品保留着强烈的人文精神，是“对真切现实有回应有呐喊的音乐”。
我们活在租来的房子里，
我们活在公共汽车里，
我们活在蒙着灰尘的书里，
我们活在电视的荧光屏里。
我们活在电话的号码里，
我们活在商店的橱窗里，
我们活在制造幸福的车间里，
我们活在蜗牛的储蓄盒里。
一旦有一天看到了蓝天，
我们就成了无助的失业者，
一旦有一天嗅到了春天，
我们就成了陌生的局外人。
我们不属于工人阶级，
我们也不是农民兄弟,
我们不是公务员老师知识分子，
我们不是老板职员中产阶级。
——周云蓬《失业者》
周云蓬和小河同台演出
走入选秀舞台的流行民谣
消费社会下的大众化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更多独立音乐人有了传播自己作品的平台。民谣也在此时收获了越来越多的听众，其中大学生、城市白领中的文艺青年构成了民谣最庞大的粉丝群。新一批民谣音乐人如宋冬野、马頔、尧十三、花粥、陈粒、好妹妹等，产出了《安和桥》、《南山南》、《咬之歌》等大量脍炙人口、却被老一辈民谣粉丝誉为“裹着民谣外衣的流行歌曲”。
马頔
与“新民谣”相比，年轻一代的民谣较少具有民间性，而是更私人化和城市化，更多涉及城市中产阶级和文艺青年的情感与生存状态，他们不再严肃认真地去思考社会、历史、人生、道德等问题，不再竭力地去认识和阐述世界，而是把宏大的社会叙事悄然藏在爱情里、边走边唱的流浪里，或者无端的孤独里。
民谣的这种变化，根植于我国消费社会的逐渐成型。2010年之后，中国社会阶层相对稳定，消费时代，人们享受的不再是音乐本身，而是一种生产模式。随着90后成为音乐从业者与听众的主力，音乐中批判现实的尖锐不见了，个体的忧伤、孤独感、迷茫、玩世不恭，成为被新一代民谣歌者反复吟唱的主题，甚至谈论性爱的歌曲也广为传颂。
宋冬野
音乐从来都不是孤立而生的。当我们喜欢一首音乐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已经被商品社会烙印上了一种生产模式。这种模式体现在音乐上，可以是歌词内容，或者某个和声套路、音色或节奏，甚至是某种“逼格”。
在一些听众眼里，只要是歌里带上“孤独”“流浪”“南方”“姑娘”等字眼，用吉他伴奏，就是民谣。像“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句话的走红一样，对于现实社会的不满，让“逃离”、“远方”打上了情怀的标签，缥缈的理想主义抚慰了光怪陆离的城市中失落的人们。感官刺激、游戏化，这些消费社会艺术作品的特色，也会被一些音乐人悄然转化为某种“反叛的姿态”，他们清楚，看惯了大众媒体上一本正经的表演的听众，定会为即兴演唱中加入的几句脏话而尖叫鼓掌。而这种变化，也正使得民谣越发符合大众的审美品位，这一时期民谣用小情小爱和失落的情怀敲开了大众市场的大门。
我是麻油叶先生
你是海咪咪小姐
我们天生一对
没有人比我们更相配
我会用我的枝桠填满你的未来
你用你的海咪咪包裹着幸福
我觉得这个世界不是特别好
你说呢
因为我的海咪咪小姐她离开了我
为你遮风避雨与你潮起潮汐
可我还是怀疑是不是我做得不够好
如果有一天我不是麻油叶先生你不是海咪咪小姐
我们还是天生一对
还是没有人比我们更相配
我还是能撑起一个家填满你要的幸福
你还是可以哺乳我们的未来
可我还是觉得这世界不是特别好
你说呢
因为我的海咪咪小姐还是离开了我
我会用我的右手紧紧抓住它
对着空空的左手说
海咪咪小姐
海咪咪小姐再也不会回来了
——马頔《海咪咪小姐》
尧十三
选秀节目唱红了民谣，也是一种必然现象。随着互联网冲击，唱片业传统盈利模式的丧失，导致主流音乐的创作极度萎缩，作品乏善可陈，反而独立音乐接下了创作的接力棒。选秀节目最大限度地笼络观众，需要做到面面俱到，民谣作为一种音乐类型当然也不能少。选手选择民谣作为参赛歌曲也侧面反映了近几年华语经典歌曲告急，已经到了无歌可翻唱的境地。
在这种背景下，对大众来说相对陌生的民谣作品在一堆老歌新唱里更容易脱颖而出。被选手在大众舞台上歌唱的民谣作品，也是挑选了能够被大众接受的那一部分，快男左立把宋冬野的《董小姐》一夜唱红；马頔的《南山南》也被好声音冠军张磊演绎成了最新流行曲。万晓利的作品不是没有被选秀歌手唱过，但并没有因此成为大众耳熟能详的曲目。
马頔建立的厂牌麻油叶（宋冬野、尧十三等民谣歌手都被签在其下）
与此同时，不同时代的民谣音乐人也通过各种途径走进大众视野。校园民谣时代出道的音乐人李健出现在第三季《我是歌手》舞台并成为新一代男神，因为“清华哥哥”“高颜值”“冷萌”“段子手”等标签迅速走红，民谣只是众多标签之一，大众对李健本人的热衷，多过于对其音乐作品的关心。马条、赵牧阳、杭盖等老牌民谣音乐人加入《中国好歌曲》，为追寻自身更大的曝光率而向大众媒体投上橄榄枝。宋冬野将《安河桥》做成了摩登史上最贵的专辑，紧接着他又为商业片《我想和你好好的》、《万物生长》编写并演唱了电影主题曲。李志的《看见》巡回演唱会把小众音乐从Live house搬到了大型场馆，他的作品也从早期大胆的涉及政治敏感题材的《广场》，走向《苍井空》这样被网民一见不忘的标题党。
李健
扩大受众？这是民谣音乐20年里的一个终极问题。不管是主动迎合，还是被时代裹挟，民谣确实由寂寂无闻走到了风口浪尖。随着流行音乐产业从唱片经济进入娱乐经济，对于音乐人来说，要么保持小众的孤芳自赏，要么站在大众平台上接受市场的考验。进入市场就必须适应市场的规则。民谣走向大众，既要面对越来越年轻的听者投其所好，又要迎合大众媒体的政治正确。因此，“新民谣”时代周云蓬、万晓利等批判现实的民谣作品，必定是无法真正大众化的。
撰文 | 格林
编辑 | 禽禽、榕小崧、李永博
校对 | 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