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大闹天宫》曲谱的吴应炬，照片翻拍 杨晓喆
1、电子乐器之谜
电子音乐在中国以前经常会被简化成舞曲，正如电子乐器被简化成电子琴，而如今，研究中国的电子音乐还是存在视野过小的问题。唱片很重要，但唱片只是有声文献的一支，如果我们把目标局限在唱片，那这样的研究无异于盲人摸象。
我首先想到的是吴应炬。试问中国的电子音乐先驱，有谁能比吴应炬更原创、更丰产、更富于华夏风情？吴老一生为百余部动画、电影、纪录片、科教片配乐，但是他从未得到唱片业的正视，也许还是自留声机传入中国以来本土最被忽视的音乐巨擘。他在电音领域的探索主要集中在一九八〇至一九八六年的动画片，经典作品包含《人参果》以及《葫芦兄弟》，和他在配乐领域的其他杰作（譬如谢晋导演的《大李，小李和老李》、代表中国动画最高成就的《大闹天宫》、今年会修复重映的《天书奇谭》）一样，这些精彩绝伦的音乐主要保存在胶片里，只有极少数以拼盘合辑或者个人精选的面目被制成唱片，而且主要还是音质糟糕的薄膜唱片。中国的唱片公司有必要反思，你却很难苛责他们，因为那个年代没有CD，也没有消费原声专辑（Soundtrack）的市场。至于现在，市场已经沦为笑话，或者说情怀。
吴应炬的精选专辑，两面超过三十分钟，收录了他的十一首曲子。
这是一例。也是我们面临的困境。国内有太多的音乐没有唱片化，有太多的文献没有电子化。所以本文会减免使用类似“最早”“第一个”的措辞，如果我禁不住用了，我的底气来自目前已经数字化的文献，也欢迎大家举出反例。
先说电子音乐。国内文献最早出现这个字眼和一出歌剧有关。一九六〇年，《人民音乐》（第一期，P16）刊登短文《音乐在“西方世界”》，介绍了瑞典作曲家卡尔-比尔格尔·格罗姆达尔的新歌剧《阿尼阿拉号》，“除了使用录在磁性录音带上的电子音乐和‘具体音乐’的音响外，还动用了许多‘系列音乐’的技术手法。”我估计当年的读者是把这段内容当西洋镜来看的。具体音乐（Musique concrète）读起来真是非常不具体，至于系列音乐，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序列音乐（serial music），也很艰涩。只有电子音乐让人见字起意。
电子音乐这个字眼在国内文献最早出现和一出歌剧有关
还是依托乐剧。一九六一年的《前线》杂志（第二十四期，P21）登载文章《“电子音乐剧”原来如此》。作者吴南星从《巴西时报》编译了一些素材，点明剧中的电子音乐都是在意大利的一个实验室录制的，他夹叙夹议，语带批判：“我连想到不久以前听说的美国‘无声音乐’。那种音乐在演奏的时候，比起这种‘电子音乐’还要省事得多。演奏‘无声音乐’的人，有时只要在自己面前摆上几颗绿豆，凝视十分钟就完事了……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的艺术，是腐朽的没落的艺术。”这是在黑“乐坛发明家”约翰·凯奇（John Cage）啊！
一九六一年的《前线》杂志刊文《“电子音乐剧”原来如此》
然后是一九六四年的《世界知识》杂志（第九期，P23-26），《西方世界的“先锋派”文艺》一文仿佛导游，从荒诞派戏剧、抽象派美术，沿路介绍到电子音乐。作者丁耀瓒认为：“电子音乐一般都用一架构造复杂的大型‘综合机’来制造。”丁先生系出名门，其父丁贵堂在解放前夕拒绝去台湾，留守上海，帮助保护海关的关产和档案。他对电子音乐的译介跳脱阶级斗争。所谓“综合机”多半是Synthesizer，今日通译合成器——该词最早出现在国内相关领域的文献也是一九六四年，在《声学工程》（H.F.奥尔森，科学出版社，P631）一书。
合成器一词最早出现在国内相关领域的文献是一九六四年的专著《声学工程》
绝大多数国人听说合成器，知道它和电子琴的大概区别得益于雅尔访华。一九八一年十月，电音大师让·米歇尔·雅尔在北京、上海两地演了五场“激光电音秀”。开演前后，国内媒体炮制了大量扫盲教材，譬如《北京晚报》在当月十九日的第三版发文《电子音响合成器》。特别打上“应读者要求”的图标，标题旁边还加粗注明：“法国音乐家即将为首都观众演奏电子音响合成器。一些读者在看到举办这种音乐会的消息时，都希望知道什么是电子音响合成器。”可怜的读者，这篇科普利器从正文的第一句就错了：“传统的管弦乐器和电子琴、电吉他等电子乐器都是已为大家熟知的乐器。”作者错把电吉他归入了电子乐器的大家庭。电吉他虽然通电，但发音全靠琴弦，而电子乐器的发声体是电子振荡器。这在维基百科里都讲得很明晰，还有对电子音乐的定义：“使用电子乐器以及电子音乐技术来制作的音乐。”
《北京晚报》刊文《电子音响合成器》
一个非常广博的概念，由此出发，其实电子音乐的世界远比摇滚、爵士、古典这些音乐类型的疆土要广阔，而且，相信在数码主导的未来，多数音乐都是电子音乐。
显然，电子乐器的历史要比电子音乐来得久远。换言之，研究中国电音的发端，首先在于钩沉中国的第一台电子乐器。我悬揣它应该是被引进的，就像留声机，作为西洋的奇技淫巧，先是舶来品，被中国接受之后才有国产的必要。“老大哥”苏联总是领先一步，他们研发电子乐器甚至早在苏联建国之前。一九一九年，俄罗斯人莱昂·特雷门（Léon Theremin）发明的特雷门琴是世界上最早的电子乐器之一，这玩意甚至不用弹，演奏起来双手悬空，各种动作让人想起乐团的指挥。遗憾的是，现有文献没能留下电子乐器“舶来”中国的痕迹。
目前来看，国内对电子乐器最早的报道发生在一九五九年。当年第二十四期《中国轻工业》杂志刊发科普短文《电子琴》。文末有猛料：“（电子琴在）我国东北的营口市乐器厂和江苏省常州市等乐器厂都已试制成功，不久将投入小量生产。”这枚彩蛋似乎要将中国电子音乐的起跑点设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末。这显然违背事实。
《中国轻工业》杂志刊文《电子琴》
先悬置第一台电子乐器的谜题。
一九七八年，一部反特题材的国产电影震惊了全国人民，因为它替中国电子音乐打响了第一枪。这部名为《猎字九十九号》的弄潮儿甚至还是八一电影厂出品的，片尾部分，“一九七八年五月摄制”的字幕和特务角色瘫软的镜头一样刺眼。录用电子音乐源于导演严寄洲的匠心。“文革”之后，他看了很多外国参考片（详见《制造明星：严寄洲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P277-280），有些影片出现了电子音乐。我悬揣，电子音乐在中国的第一次公开亮相也许就是通过这种渠道。严寄洲受此启发，为了出新，预备在《猎字九十九号》尝试宽银幕、大牌演员阵容以及电子音乐（详见《严寄洲和他的电影》，《北京晚报》二〇〇七年五月二十日二十九版）。当年他四处打探，国内只听闻日本友人送过上海一台电子琴。联系有过合作的上影乐团指挥陈传熙，辗转得知这唯一的希望废弃在上海音乐学院的仓库里。别人不敢碰的电子毒草，导演大胆启用，担任作曲的李伟才刚从“文革”的消匿中缓过来，《猎字九十九号》同样也是他的复出之役。国产电音的初啼似乎就要响起，可是忙于录音的陈传熙还不放心，怕电子音乐无法过审，紧急联系导演，建议用交响乐加录一版备胎。导演也急了：“如果挨斗，就斗我好了，与你们无关。”所幸闯关成功，还搭救了一大批同志。我在《甘苦曲——记弦控式电子琴发明者田进勤》（《山西青年》，一九八二年第十一期，P30-31）一文就读到了类似的政治气压。
严寄洲的电影故事《北京晚报》2007年5月20日29版
田进勤是陕西人，一九六四年山西省太原市成立了无线电研究所，他入职以后受外国杂志启发，业余试制电子乐器，后因“文革”中断。《甘苦曲》一文记叙他在七八年初春的一个晚上，突然听到电台在放新片《猎字九十九号》的录音片段。“田进勤听完短短的一段乐曲，就兴奋得象喝了三杯醇酒。‘电子乐器解放了！我又可以搞电子琴啦！’”这段描述有一处颇为可疑，《猎字九十九号》片尾写明了“一九七八年五月摄制”，它的原声音乐怎么可能提前在初春广播。既然陈传熙强调了送审的重要性，我估计配乐片段的公开必然发生在影片公映之后。文中值得玩味的细节还有：“（一九七八年）六月山西省晋剧院的赵森林出差到北京了解到，电子琴的研究已列入文化部的科技发展规划。”
还是一九七八年，《音乐世界》杂志刊文《电子乐器简介》（第六期，P42-43），开篇写道：“许多同志看了影片《猎字99号》，对影片里新颖美妙而并非发自管弦乐器的音乐感到新奇，一些同志好奇地问道，这是什么乐器演奏的音乐呢？”文中也强调：“十多年前，我国营口和上海两地曾先后试制过电子乐器。”
越讲越逼真。那么，到底谁家拔了头筹？
一九七九年的《人民音乐》杂志给出答案。意佳、严伟合著的文章《我国电子乐器在发展》（第C1期，P86）说：“我国研究、制造电子琴的历史比较短，差不多只有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一九五八年南京邮电学院出版了一本关于电子琴的小册子，同时又和南京乐器厂共同研究、试制了一架单音电子琴。这就是我国的第一台电子琴。”
我没找到文中提及的那份物证，却查到了同为一九五八年出版的专著《电子乐器》，薄薄一册，只印了三千七百本，作者是“北京邮电学院无线电系401班”，人民邮电出版社印行。答案偏向了首都北京。如果我们查阅百度百科的电子琴页面，其中一句也在旁证：“在中国，1958年北京邮电学院研制了一台电子管单音电子琴。”
北京邮电学院无线电系401班1958年编写专著电子乐器》，为国产电音打下第一块基石
推论结果，中国研制出第一台电子乐器是在一九五八年。那台设备水平如何？还是一九七九年的《人民音乐》杂志。石峰的文章《谈谈电子乐器、电子风琴和电子音乐》（第一期，P48）吐槽道：“我国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有上海钢琴厂、上海口琴厂等单位进行试制，上海钢琴厂曾制造过较简单的电子风琴。此外，也有少数业余爱好者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试验。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对整个文艺事业的干扰与破坏，以至一直没有正式生产。仅有一种附在半导体收音机上的电子琴，那只是一种玩具而已。”
玩具一说似乎过于严酷。上海国光口琴厂研制的电子琴多次被文献提及，当我看到实物照片的时候多少有点惊讶——很有腔调，像管风琴。照片由新华社记者李长永拍摄，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一日刊发在《人民日报》。非常迷你的豆腐块新闻，题为“上海制成晶体管复音电子琴”。照片不是没有伪造的可能，但图说拟得很严肃：“这是上海国光口琴厂的技术人员正在用晶体管复音电子琴弹奏乐曲。”一年后，“文革”袭来，接着是十余年的空白。一九七九年，韩冬在当年的《乐器》（第三期，P20-21）杂志发表文章《国内电子琴试制简况》，抚今追昔，不免感喟：“目前，我国电子琴生产基本上还是个空白，虽然国内不少单位先后试制出不同类型的电子乐器，但和世界水平相比，仍处于初级或中级水平……”
上海国光口琴厂的技术人员正在用晶体管复音电子琴弹奏乐曲。新华社记者 李长永 摄
充其量就是刚入门。《猎字九十九号》之后，北影厂的《黑三角》、上影厂的《东港谍影》也在配乐里融入了电子琴。那阶段，电子琴成了电子乐器在中国的唯一代言人，上海因为先天优势，承担起了领头羊与普及兵的任务。一九八〇年出品的科教片《电子琴》就是上海团队投拍的。我最早听闻这部影片是在二〇一五年的春天，当时去采访作曲家屠巴海先生，请教电音在上海的早期发展。屠老和吴应炬合作过动画片《人参果》的配乐，他负责演奏，吴应炬以及当年那台合成器的话题自然在列。他习惯性地管当年演奏的合成器叫电子琴，说是上海美影厂买的，音色已经比较丰富了。当时科教片盛行，身兼作曲家、指挥家的屠巴海因为会弹电子琴成了新科技的专家。剧组找到他。一开始他是拒绝的，因为对自己的颜值缺乏信心。他推荐了两位形象靓丽也会弹电子琴的女孩子。一位是浦琦璋，另一位叫陈维文。
屠巴海近照。 杨晓喆 摄
浦琦璋我们相对熟悉。她用三排键盘的“雅马哈”改编过民乐《渔舟唱晚》，这个电音版几乎上年纪的国人都听过，因为那首曲子一九八四年被中央电视台相中，选取了一分多钟的片段作为天气预报的背景音乐，陪我们度过了将近二十载的风风雨雨。陈维文是上海广播乐团的，我在屠老的回忆里听到了难得的几句赞誉有她的一份，夸她是“真正的钢琴家，基础好”。浦琦璋则是“搞扬琴的，钢琴弹得一般，但是人聪明，女同志嘛，游说的本事比较大，文化局给她买了一个琴，这个琴一进来她就不一样了”。屠老吐槽的“琴”正是后来给浦琦璋带来许多荣誉的那台三排键盘“雅马哈”。她在电子琴的道路上坚持了下来，陈维文也是，这两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几乎是沪上电子琴界的绝代双骄，发唱片，出教材，风靡一时。屠巴海在《人参果》之后就退“电”了，有感“一个男人三四十岁了，还在台上玩电子琴”，加上英语不好，业务太忙，这都是他离开的原因，专心作曲和指挥。
浦琦璋、陈维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不仅发表了一系列电子琴专辑，还出了不少相关教材
对于中国的电子音乐来说，路才刚刚起步。强力外援正在蓄力，一个迷恋中国文化的法国人早在一九八〇年五月就来到北京，给中央音乐学院授课，后来，还赠送了一台英国产的AKS合成器。这是合成器，他希望纠正中国人在认知上的错误，不要因为这是电子乐器，长得像琴，就叫它电子琴。
中国电音的早期专辑，当演奏家要为自己的独特音乐打标签的时候，他们无一例外地选择了“电子琴”这三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