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视觉中国文｜音乐财经，作者 | 尹菊，编辑 | 范志辉1959年，乡村歌手Marty Robbins发行了歌曲《埃尔帕索》（El Paso），讲述了一个深陷爱河的牛仔杀死情敌，最终自己也被杀死的悲剧故事；1973年，雷鬼乐之父Bob Marley发行了歌曲《我射杀了警长》（I Shot the Sheriff），歌中同样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一名男子射杀警长的故事。
早在二十世纪，暴力、谋杀、犯罪就成为了流行音乐的共同主题之一前者凭借着《埃尔帕索》（El Paso）获得格莱美奖；后者因为《我射杀了警长》（I Shot the Sheriff）声名鹊起…… 但奇怪的是，当说唱音乐遇上暴力、谋杀、犯罪，其歌词却会被当作呈堂证供。
即便它可能与《埃尔帕索》（El Paso）和《我射杀了警长》（I Shot the Sheriff）一样，都属于虚构故事 近年来，在Tekashi 6ix9ine案、Lawrence Montague案和Young Thug案等案件中，说唱歌手被控重罪，其中歌词屡被当作犯罪证据，这也引发了美国社会各界的持续关注，并随之展开行动。
11月初，来自三大唱片、Spotify、TikTok、Live Nation、KOBALT等平台的艺术家、行业领袖和自哥伦比亚、哈佛、普林斯顿、斯坦福和耶鲁等大学的法律和人文在《纽约时报》和《亚特兰大宪法报》发表了一封名为《被审判的艺术：保护黑人艺术》（Art on Trial: Protect Black Art）的公开信，呼吁限制在美国法庭上使用说唱歌词作为刑事证据。
那么，为什么说唱音乐总是被“揪辫子”？引入歌词进行断案到底合不合理，“因词获罪”对于说唱歌手及说唱界又意味着什么？ 长久以来的说唱审查事实上，音乐审查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守护人民耳朵这件事情上，各国有相同的需求和宗旨。
纵览音乐发展史，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审查举措，将音乐活动置于法治框架内譬如，斯大林时期设立了乐曲审查办公室，审查演奏会曲目、待出版的曲谱集、歌剧乐谱、电影配乐等；美国开创音乐分级管理先河，通过审查对音乐的负面社会效应实施强制性补救；我国则是按照不同组织的具体职能分工赋予了不同的音乐审查权责。
其中，说唱音乐往往成为各国重点审查对象因为根源上的抗争性和反叛性，加之对社会的犀利洞察与尖锐批判，说唱音乐属于挑衅性、攻击性极强的硬核音乐但并不是社会所有的real面都能被搬到台面上大谈特谈的，何况是以如此直给的方式。
这还与说唱音乐总是离不开药物、毒品、暴力这些危险元素有关 其中不得不提到匪帮说唱(Gangsta Rap)这一风格1987年，Ice-T在歌曲《6 N the Mornin》中用一个犯罪者的角度将枪支、毒品等犯罪元素融进歌词，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风格——匪帮说唱。
尽管许多说唱歌手公开表示，他们对毒品、暴力的提及和其他非法活动一样是说唱艺术表达，事实上，Ice-T及后续匪帮说唱的代表人物如Eazy-E、Biggie和 2Pac等人的创作皆来源于真实经历，关于豪车、枪支、金钱、毒品的匪气是真切的。
2016，学者Dianna T Kenny和Anthony Asher在《流行音乐家的预期寿命和死因：流行音乐家的生活方式是毁灭之路吗？》（Life Expectancy and Cause of Death in Popular Musicians: Is the Popular Musician Lifestyle the Road to Ruin?）中统计了不同风格音乐人的死因，
发现rapper有一半死于凶杀，2014年之前死于枪杀的rapper占一半，且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印证他们的创作与真实生活密切相关，歌词里的酒精、毒品、暴力并非完全虚构 此外，说唱音乐中不雅内容及脏话比比皆是。
早在2013年，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学者孟玮对2002-2012年Billboard Top Rap Songs歌词进行了分析，其发现说唱音乐“厌女症”盛行，女性屡屡被叫带有侮辱性的称呼2017年8月，大数据文摘从网易云音乐和虾米音乐的“嘻哈”标签和嘻哈音乐排行榜抓取了5700余首嘻哈歌曲，分析了将近300万字的歌词，发现Rapper的最爱是票子和妹子，爱用“fuck”、“bitch”、“shit”，在歌词中表达的情绪多是负面的。
尽管说唱音乐不是唯一带有暴力、性和脏话的音乐流派，也不是每一首说唱歌曲都包含此类信息，但说唱音乐的相关内容往往更甚，更容易让人感到冒犯和不适 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说唱音乐是审查的“重灾区” 大致来说，对说唱音乐的审查往往来自行政层面，尤其发生在与主流价值观及公共利益的冲突之际。
相关部门往往会通过立法规制、行政监管等方式进行审查和治理 譬如PG ONE夜宿门及歌词事件后，其作品被全网下架并封杀，还直接导致了文化部门对说唱文化的严格审查管控，引起演出停办、歌曲下架等连锁效应在2020年，国家文旅部发布《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演出市场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从政策层面指出要“加强重点演出票务监管，对音乐节庆类演出活动，要重点对电音类、说唱类节目进行审核把关”。
与之相应地，行业协会、大众传媒、娱乐演艺机构等组织自觉或被动审查2021年9月，中央宣传部印发《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进一步强化行业管理，加大对违法失德艺人的惩处，禁止劣迹艺人转移阵地复出。
除了全网下架作品、全平台封杀说唱艺人之外，还存在删改歌词、脏话一如既往被【哔】掉、年龄分级限制、警告标签等较为温和的处理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大众对说唱音乐传播也有相应的价值期待，这既是对说唱媒介文本的公共性要求，也是对说唱歌手个人的形象监督。
比如3Bangz、高天佐、光光、小口酥等说唱歌手被爆出黑料，这些黑料涵盖了从歌词辱女、暴力问题到歌手情感纠纷等方方面面在巨大的舆论压力面前，涉事的说唱艺人选择发布道歉声明、清空微博，甚至暂时退圈 可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对音乐都实施了审查，说唱音乐虽然不是唯一被审查的音乐流派，但它的确走得更不容易。
说唱歌词当法庭证据，为什么是危险的？尽管大家对说唱音乐内容里提及到的性、药品、暴力等是否会直接影响社会公共利益，尤其对青少年的成长不利有争议，但文化部门有这方面的担忧不无道理 有些审查是必要的，也是大众可以接受的。
起码它释放的信号表明，对于说唱音乐，并不是完全否定的态度，只是指出了目前行业里亟待规范的一些问题但在法庭审判中对说唱歌词进行审查，实属矫枉过正 实际上，说唱歌词越来越多地被司法机关用作不利于被告的罪证据华纳音乐称，专家在公共记录中发现了500多起涉及说唱作为证据的案件，而只有四个非说唱歌词被作为证据提交——其中三个案件被驳回，一个在定罪后被推翻。
这意在说明，法院、控方正通过司法力量将说唱定义成罪证，而不是艺术 毫无疑问，这类只针对说唱音乐的严厉审查是不合理的、不被接受的，甚至是危险的 首先，音乐艺术是创造性的表达，不是犯罪计划的蓝图2005年说唱歌手Vonte Skinner入狱，其作词笔记本作为呈堂证供。
尽管这些血腥、暴力的说唱歌词没有提及具体的枪击事件或实际受害者，它不是一份“回忆录”，而是在犯罪发生前数月和数年写成的，最终他被判犯有谋杀未遂罪，直至2014年新泽西州最高法院才推翻了这项定罪 显然，这种做法是在用说唱歌词做推理“游戏”，将创作定义为真实威胁。
此外，这种审查传递着有关部门对说唱音乐的偏见与误读我们不难达成共识，说唱音乐可贵的是说唱精神，它不全是阴暗的拜金、枪支、毒品、厌女，它也不只是为了娱乐说唱表达，它为更多原本被忽略的、忽视的、看不见的人与事物发声，它与阴暗面抗争，也同自我抗争。
恰如说唱团体Public Enemy的领军人物Chuck D所言，“说唱是黑人的CNN” 对于黑人及其它处于弱势的社会群体和族裔而言，说唱则是为他们发声的“喉舌” 通过说唱，他们讲述个人故事，展示现实世界，表达个人政治意见。
它传递着年轻人，尤其是非裔和其他少数族裔年轻人的沮丧与破碎感，这种沮丧与破碎感并不是毫无价值的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研究人员在《流行说唱音乐中心理健康话语的内容分析》（A content analysis of mental health discourse in popular rap music）一文中指出，诸如 Drake、Post Malone、Juice Wrld、Eminem、Lil Wayne、Jay-Z、Kanye West等主流说唱歌手的打榜金曲中，有越来越多直白的情绪表达。
他们在歌曲中正面谈论和解决心理健康会影响年轻人的态度，或如何看待面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自己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背后存在潜在的种族问题，它可能是对少数群体和社会边缘人的偏见，最终负面的内容转变成为人们对说唱音乐及少数群体的刻板印象。
很显然，说唱音乐作为一种黑人音乐类型，它的半壁江山是黑人打下，也是黑人在守当检察官、法官自然而然用歌词来验证自己对黑人暴力的预设，本身就是对黑人的歧视 2014年，前洛杉矶检察官Alan Jackson在Tell Me More节目中坦言，“如果我们怀疑某人犯罪，并且在他们手中发现了说唱音乐、说唱歌词等，这往往会证实我们对那个人的其他证据”，他的确也在自己经手的谋杀案中引入了说唱歌词作为证据。
实际上，这反映了检察官使用多种策略来引入说唱歌词并确保定罪 这与美国法律研究员Charis Kubrin等人的实验研究结果一致，他们在《Rap音乐的威胁性》（The Threatening Nature of ‘Rap Music）一文中指出，美国人更有可能将说唱歌词标记为具有威胁性，美国刑事司法系统借此用说唱歌词起诉有色人种，陪审员对说唱音乐的流派、惯例不熟悉或存在刻板印象，更容易做出偏见判断。
这种错误的制造偏见的不公正方式逐渐引起争议今年涉及当红说唱歌手Young Thug和Gunna的 YSL RICO 案（Young Slime Life厂牌成员涉嫌违反《受敲诈勒索和腐败组织法》）更是给了艺术家们推动变革的动力。
除了华纳音乐此次的请愿外，在今年年初，说唱歌手Jay Z 和Meek Mill、 Killer Mike、 Fat Joe、 Robin Thicke等人就一起联名推动纽约立法，限制说唱歌手歌词被用作犯罪案件的证据。
此前，社会各界也意识到了在审判中审查说唱歌词的威胁性与危险性，纷纷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发力、谋求变革2021年11月，纽约市参议员 Bran Hoylman 和 Jamaal Baily 向参议院提出管控及阻止检察官及法庭采用说唱歌词作为呈堂证供；2022年8月，来自佐治亚州的黑人民主党国会议员汉克·约翰逊（Hank Johnson）提出了《恢复艺术保护或说唱法》。
把说唱歌词从音乐中分割出来并宣布写词的人有罪，这不是对说唱音乐的公正对待，也难使众人信服 结语尽管有检察官辩称暴力歌词可以成为嫌疑人精神状态的线索、是一种调查工具，将其作为犯罪证据有实际价值，但说唱歌词=认罪、剥夺说唱音乐人讲故事的权利，无异于饮鸩止渴。
这种针对说唱音乐的无理审查，只会激起更多的“对立”之心，让那些原本不支持暴力、性、毒品等歌词的人因为对自由表达和人权的支持而转变态度 归根结底，让说话者如履薄冰，便是虚假的自由但愿，歌词是rapper的武器，而不是杀死rapper的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