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说唱音乐几乎成了百搭音乐，出现在各大音乐类节目中，说唱歌手也逐渐成为男团女团、各种组合、各种音乐类舞台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一年夏天也被网友称为“说唱的夏天”。《说唱听我的》《中国新说唱2020》《说唱新世代》相继来袭，让说唱音乐持续保持着热度。如果说2017年第一档说唱类综艺节目让说唱音乐从“地下”走到了“地上”并成功破圈，那么今年的综艺节目和音乐市场已经成功将说唱音乐推成了潮流。
随着“说唱热”的持续升温，说唱音乐注定要承担起更重要的社会功能。说唱音乐作为嘻哈文化的一个分支（其余还有街舞、涂鸦等），最早发源于美国街区底层。贫民窟的黑人青年使用连贯且押韵的快速念白，一方面针对自己所遭受的种族歧视、贫富差距等发出呐喊，另一方面在帮派斗争、区域争执中通过打架斗殴解决争端，歌词中往往充斥着消极的反叛情绪以及“兄弟金钱女人”“我最牛，我的兄弟们最牛，你们都不行”甚至暴力、毒品等元素，这些特征和说唱音乐出现之初的环境土壤密不可分。当这种音乐形式漂洋过海传到中国，开始吸收中国音乐元素，启动了本土化过程。
在野蛮生长的初期，中国说唱音乐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明显的模仿欧美的痕迹，歌词中充斥着大量的消极情绪和负面内容，一些没有土壤没有根的低俗内容也被照搬过来。到了2017年，当说唱音乐开始走上荧屏时，它已经有了一定的根基，本土化也已经到了一定阶段。一些破圈的说唱代表作品和早期主流音乐在说唱音乐方面的探索趋近并轨，多元化、贴合中国社会现实的表达越来越引发大众共鸣。
20世纪80年代末，崔健在《不是我不明白》一歌中加入说唱，这是内地歌手较早的尝试，“我强打起精神，从睡梦中醒来，可醒来才知这个世界变化真叫快，放眼看那座座高楼如同那稻麦，看眼前却是人的海洋和交通的堵塞”，从自己的角度关注到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飞速发展以及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此后，涌现的一大批音乐人不断为中国说唱音乐注入本土文化血液，创造出既有态度又有流传度的音乐作品。
比如，中国内地第一个说唱厂牌“龙门阵”的说唱音乐作品《中国菜》，将博大精深、名扬四海的中华饮食文化集中表现在近五分钟的唱词中，歌中既有小贩叫卖炒面的生活气又有满汉全席宫廷秘方的传奇菜系。周杰伦以一首《本草纲目》既深刻展示中药文化，又犀利回击了崇洋媚外的现象，歌的开头第一句便是：“如果华佗再世，崇洋都被医治；外邦来学汉字，激发我民族意识。”这给了崇洋媚外的人当头棒喝。还有王力宏的《盖世英雄》，“把收音机开最大声，听见的声音又是武生，道白的共鸣又最流行，要模仿他真的是不容易；他的唱法独一无二，这种艺术数一数二，希望帮全世界的华人，唱出大家的心声”，歌词中强调中国京剧、昆曲等传统艺术的魅力。关注中国文化和社会现实的说唱音乐越来越多，说唱音乐的本土化也在逐步深化。2017年至今，经过近四年的努力，优秀的说唱音乐逐渐破圈进入大众的歌单，《万里长城》《飘向北方》《目不转睛》《命不由天》等表达个性、态度、梦想、情感的作品，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欢迎，并开始对他们产生深刻影响。
2020年，说唱音乐在出圈的路上还在书写新的故事。10月24日，一首《书院来信》登上热搜，引发关注，作品以藏头诗的形式为社会事件发声，呼唤公众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发人深省。这首歌是由B站打造的《说唱新世代》推出的又一力作。《说唱新世代》以“万物皆可说唱”为纲，尝试打破说唱音乐动辄“炫富”“谩骂”的刻板印象，倡导年轻人把说唱作为一种表达自我的方式，无论是为表达某些理念，还是为某些群体发声，突出创作能力和观点表达，淡化厂牌、背景、流量等因素，内容为王。这种主张看似创新，实际上恰恰是在试图回归说唱音乐的初心，即真实的表达。总之，说唱不是为了愤怒而愤怒，更不是为了谩骂而谩骂，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实表达。
在《说唱新世代》中，有的作品进行自我剖析并对同龄人进行鞭策，如《我不想死在20岁》中“把丧当成了潮流以为渣有多酷，该前进时停下还有什么能托住”；有的作品为女性群体的现实遭遇发声，如《她和她和她》中“想那么多干吗，你别听谁的话，你已经很棒啦”；还有关注抑郁症患者的《来自世界的恶意》中“这不是我的问题，我要该向谁证明”等。从中可以看出，这些说唱音乐作品，不但没有说唱音乐产生初期的那种颓废色彩，反而散发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宣扬着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传递着正能量。总之，年轻的说唱音乐人不再把目光局限在遥远的西方元素和无病呻吟的内容，而是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关注身边的人和事，为自己发声，为群体发声，用自己的音乐推动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正如节目相关负责人所说，“我们没必要去沿袭、表达别人的生活，我们需要表达的是自己的人生，所以我们希望选手更加注重词、内容是不是在描述我们身边的事，描述我们所处的世界，是否与我们共同的价值观有所碰撞”。中国说唱音乐在关注当下中已经开启了新的篇章。
（作者：张阔，系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