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音乐财经，作者 | 尹菊，编辑 | 范志辉
1959年，乡村歌手Marty Robbins发行了歌曲《埃尔帕索》（El Paso），讲述了一个深陷爱河的牛仔杀死情敌，最终自己也被杀死的悲剧故事；1973年，雷鬼乐之父Bob Marley发行了歌曲《我射杀了警长》（I Shot the Sheriff），歌中同样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一名男子射杀警长的故事。
早在二十世纪，暴力、谋杀、犯罪就成为了流行音乐的共同主题之一。前者凭借着《埃尔帕索》（El Paso）获得格莱美奖；后者因为《我射杀了警长》（I Shot the Sheriff）声名鹊起……
但奇怪的是，当说唱音乐遇上暴力、谋杀、犯罪，其歌词却会被当作呈堂证供。即便它可能与《埃尔帕索》（El Paso）和《我射杀了警长》（I Shot the Sheriff）一样，都属于虚构故事。
近年来，在Tekashi 6ix9ine案、Lawrence Montague案和Young Thug案等案件中，说唱歌手被控重罪，其中歌词屡被当作犯罪证据，这也引发了美国社会各界的持续关注，并随之展开行动。
11月初，来自三大唱片、Spotify、TikTok、Live Nation、KOBALT等平台的艺术家、行业领袖和自哥伦比亚、哈佛、普林斯顿、斯坦福和耶鲁等大学的法律和人文在《纽约时报》和《亚特兰大宪法报》发表了一封名为《被审判的艺术：保护黑人艺术》（Art on Trial: Protect Black Art）的公开信，呼吁限制在美国法庭上使用说唱歌词作为刑事证据。
那么，为什么说唱音乐总是被“揪辫子”？引入歌词进行断案到底合不合理，“因词获罪”对于说唱歌手及说唱界又意味着什么？
长久以来的说唱审查事实上，音乐审查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守护人民耳朵这件事情上，各国有相同的需求和宗旨。
纵览音乐发展史，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审查举措，将音乐活动置于法治框架内。譬如，斯大林时期设立了乐曲审查办公室，审查演奏会曲目、待出版的曲谱集、歌剧乐谱、电影配乐等；美国开创音乐分级管理先河，通过审查对音乐的负面社会效应实施强制性补救；我国则是按照不同组织的具体职能分工赋予了不同的音乐审查权责。
其中，说唱音乐往往成为各国重点审查对象。因为根源上的抗争性和反叛性，加之对社会的犀利洞察与尖锐批判，说唱音乐属于挑衅性、攻击性极强的硬核音乐。但并不是社会所有的real面都能被搬到台面上大谈特谈的，何况是以如此直给的方式。
这还与说唱音乐总是离不开药物、毒品、暴力这些危险元素有关。 其中不得不提到匪帮说唱(Gangsta Rap)这一风格。1987年，Ice-T在歌曲《6 N the Mornin》中用一个犯罪者的角度将枪支、毒品等犯罪元素融进歌词，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风格——匪帮说唱。
尽管许多说唱歌手公开表示，他们对毒品、暴力的提及和其他非法活动一样是说唱艺术表达，事实上，Ice-T及后续匪帮说唱的代表人物如Eazy-E、Biggie和 2Pac等人的创作皆来源于真实经历，关于豪车、枪支、金钱、毒品的匪气是真切的。
2016，学者Dianna T Kenny和Anthony Asher在《流行音乐家的预期寿命和死因：流行音乐家的生活方式是毁灭之路吗？》（Life Expectancy and Cause of Death in Popular Musicians: Is the Popular Musician Lifestyle the Road to Ruin?）中统计了不同风格音乐人的死因，发现rapper有一半死于凶杀，2014年之前死于枪杀的rapper占一半，且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印证他们的创作与真实生活密切相关，歌词里的酒精、毒品、暴力并非完全虚构。
此外，说唱音乐中不雅内容及脏话比比皆是。早在2013年，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学者孟玮对2002-2012年Billboard Top Rap Songs歌词进行了分析，其发现说唱音乐“厌女症”盛行，女性屡屡被叫带有侮辱性的称呼。2017年8月，大数据文摘从网易云音乐和虾米音乐的“嘻哈”标签和嘻哈音乐排行榜抓取了5700余首嘻哈歌曲，分析了将近300万字的歌词，发现Rapper的最爱是票子和妹子，爱用“fuck”、“bitch”、“shit”，在歌词中表达的情绪多是负面的。
尽管说唱音乐不是唯一带有暴力、性和脏话的音乐流派，也不是每一首说唱歌曲都包含此类信息，但说唱音乐的相关内容往往更甚，更容易让人感到冒犯和不适。
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说唱音乐是审查的“重灾区”。
大致来说，对说唱音乐的审查往往来自行政层面，尤其发生在与主流价值观及公共利益的冲突之际。相关部门往往会通过立法规制、行政监管等方式进行审查和治理。
譬如PG ONE夜宿门及歌词事件后，其作品被全网下架并封杀，还直接导致了文化部门对说唱文化的严格审查管控，引起演出停办、歌曲下架等连锁效应。在2020年，国家文旅部发布《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演出市场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从政策层面指出要“加强重点演出票务监管，对音乐节庆类演出活动，要重点对电音类、说唱类节目进行审核把关”。
与之相应地，行业协会、大众传媒、娱乐演艺机构等组织自觉或被动审查。2021年9月，中央宣传部印发《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进一步强化行业管理，加大对违法失德艺人的惩处，禁止劣迹艺人转移阵地复出。
除了全网下架作品、全平台封杀说唱艺人之外，还存在删改歌词、脏话一如既往被【哔】掉、年龄分级限制、警告标签等较为温和的处理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大众对说唱音乐传播也有相应的价值期待，这既是对说唱媒介文本的公共性要求，也是对说唱歌手个人的形象监督。比如3Bangz、高天佐、光光、小口酥等说唱歌手被爆出黑料，这些黑料涵盖了从歌词辱女、暴力问题到歌手情感纠纷等方方面面。在巨大的舆论压力面前，涉事的说唱艺人选择发布道歉声明、清空微博，甚至暂时退圈。
可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对音乐都实施了审查，说唱音乐虽然不是唯一被审查的音乐流派，但它的确走得更不容易。
说唱歌词当法庭证据，为什么是危险的？尽管大家对说唱音乐内容里提及到的性、药品、暴力等是否会直接影响社会公共利益，尤其对青少年的成长不利有争议，但文化部门有这方面的担忧不无道理。
有些审查是必要的，也是大众可以接受的。起码它释放的信号表明，对于说唱音乐，并不是完全否定的态度，只是指出了目前行业里亟待规范的一些问题。但在法庭审判中对说唱歌词进行审查，实属矫枉过正。
实际上，说唱歌词越来越多地被司法机关用作不利于被告的罪证。据华纳音乐称，专家在公共记录中发现了500多起涉及说唱作为证据的案件，而只有四个非说唱歌词被作为证据提交——其中三个案件被驳回，一个在定罪后被推翻。这意在说明，法院、控方正通过司法力量将说唱定义成罪证，而不是艺术。
毫无疑问，这类只针对说唱音乐的严厉审查是不合理的、不被接受的，甚至是危险的。
首先，音乐艺术是创造性的表达，不是犯罪计划的蓝图。2005年说唱歌手Vonte Skinner入狱，其作词笔记本作为呈堂证供。尽管这些血腥、暴力的说唱歌词没有提及具体的枪击事件或实际受害者，它不是一份“回忆录”，而是在犯罪发生前数月和数年写成的，最终他被判犯有谋杀未遂罪，直至2014年新泽西州最高法院才推翻了这项定罪。
显然，这种做法是在用说唱歌词做推理“游戏”，将创作定义为真实威胁。
此外，这种审查传递着有关部门对说唱音乐的偏见与误读。我们不难达成共识，说唱音乐可贵的是说唱精神，它不全是阴暗的拜金、枪支、毒品、厌女，它也不只是为了娱乐。说唱表达，它为更多原本被忽略的、忽视的、看不见的人与事物发声，它与阴暗面抗争，也同自我抗争。
恰如说唱团体Public Enemy的领军人物Chuck D所言，“说唱是黑人的CNN”。 对于黑人及其它处于弱势的社会群体和族裔而言，说唱则是为他们发声的“喉舌”。
通过说唱，他们讲述个人故事，展示现实世界，表达个人政治意见。它传递着年轻人，尤其是非裔和其他少数族裔年轻人的沮丧与破碎感，这种沮丧与破碎感并不是毫无价值的。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研究人员在《流行说唱音乐中心理健康话语的内容分析》（A content analysis of mental health discourse in popular rap music）一文中指出，诸如 Drake、Post Malone、Juice Wrld、Eminem、Lil Wayne、Jay-Z、Kanye West等主流说唱歌手的打榜金曲中，有越来越多直白的情绪表达。他们在歌曲中正面谈论和解决心理健康会影响年轻人的态度，或如何看待面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自己。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背后存在潜在的种族问题，它可能是对少数群体和社会边缘人的偏见，最终负面的内容转变成为人们对说唱音乐及少数群体的刻板印象。
很显然，说唱音乐作为一种黑人音乐类型，它的半壁江山是黑人打下，也是黑人在守。当检察官、法官自然而然用歌词来验证自己对黑人暴力的预设，本身就是对黑人的歧视。
2014年，前洛杉矶检察官Alan Jackson在Tell Me More节目中坦言，“如果我们怀疑某人犯罪，并且在他们手中发现了说唱音乐、说唱歌词等，这往往会证实我们对那个人的其他证据”，他的确也在自己经手的谋杀案中引入了说唱歌词作为证据。实际上，这反映了检察官使用多种策略来引入说唱歌词并确保定罪。
这与美国法律研究员Charis Kubrin等人的实验研究结果一致，他们在《Rap音乐的威胁性》（The Threatening Nature of ‘Rap Music）一文中指出，美国人更有可能将说唱歌词标记为具有威胁性，美国刑事司法系统借此用说唱歌词起诉有色人种，陪审员对说唱音乐的流派、惯例不熟悉或存在刻板印象，更容易做出偏见判断。
这种错误的制造偏见的不公正方式逐渐引起争议。今年涉及当红说唱歌手Young Thug和Gunna的 YSL RICO 案（Young Slime Life厂牌成员涉嫌违反《受敲诈勒索和腐败组织法》）更是给了艺术家们推动变革的动力。除了华纳音乐此次的请愿外，在今年年初，说唱歌手Jay Z 和Meek Mill、 Killer Mike、 Fat Joe、 Robin Thicke等人就一起联名推动纽约立法，限制说唱歌手歌词被用作犯罪案件的证据。
此前，社会各界也意识到了在审判中审查说唱歌词的威胁性与危险性，纷纷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发力、谋求变革。2021年11月，纽约市参议员 Bran Hoylman 和 Jamaal Baily 向参议院提出管控及阻止检察官及法庭采用说唱歌词作为呈堂证供；2022年8月，来自佐治亚州的黑人民主党国会议员汉克·约翰逊（Hank Johnson）提出了《恢复艺术保护或说唱法》。
把说唱歌词从音乐中分割出来并宣布写词的人有罪，这不是对说唱音乐的公正对待，也难使众人信服。
结语尽管有检察官辩称暴力歌词可以成为嫌疑人精神状态的线索、是一种调查工具，将其作为犯罪证据有实际价值，但说唱歌词=认罪、剥夺说唱音乐人讲故事的权利，无异于饮鸩止渴。
这种针对说唱音乐的无理审查，只会激起更多的“对立”之心，让那些原本不支持暴力、性、毒品等歌词的人因为对自由表达和人权的支持而转变态度。
归根结底，让说话者如履薄冰，便是虚假的自由。但愿，歌词是rapper的武器，而不是杀死rapper的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