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首看上去画风迥异、毫不相干的作品，却被塞进了同一场音乐会——这样有趣的一幕发生在上海交响乐团9月30日晚的音乐会。
当晚，在“90后”指挥孙一凡带队下，上海交响乐团牵手上海四重奏，带来一套极具创意和设计感的曲目：阿沃·帕特《兄弟》、斯特拉文斯基《普尔钦奈拉》组曲、贝多芬《大赋格》（弦乐队版）、约翰·亚当斯《绝对创造》。
上海四重奏领衔演绎约翰·亚当斯《绝对创造》，整场曲目正是以此曲为中心连接起来的。
“上海四重奏先定下来演《绝对创造》，我们由此延展出几条线索。”孙一凡介绍，《绝对创造》灵感源于作曲家在一次音乐会上听到斯特拉文斯基《普尔钦奈拉》组曲，同时借用了他最喜欢的贝多芬音乐中的一些素材和动机，“钟鸣作曲法”也被引入其中，这个词还经常出现在另一位作曲家的音乐语汇里，他就是阿沃·帕特。
“由此，我们延伸出了三条有关的支线，织起了这场音乐会的逻辑网。”作为幕后推手，孙一凡说。
音乐会上，四位来自不同地域和时空的作曲家，产生了奇妙的共鸣和对话。老牌交响乐团、老牌四重奏和新晋指挥同台，也碰撞出别样火花。音乐会第二天，原班人马带着同套曲目转战北京国际音乐节，10月2日将在保利剧院登台。
从指挥功力到表达能力，孙一凡都是年轻一代指挥里的佼佼者，他也因此圈粉无数。古典音乐衰落这个观点叫嚣很多年了，孙一凡却很乐观，“古典音乐应该有定力和自信，要敢于做自己，不用怕它小众。”
孙一凡和上海四重奏、上海交响乐团
上海四重奏领衔演绎约翰·亚当斯《绝对创造》
【对话】
“古典音乐的发展进程就像钟摆”
澎湃新闻：你的脑子里是有一个庞大的音乐知识体系吗，可以随时抽取曲目形成一个紧密的网络？
孙一凡：我对音乐会的曲目安排有这种小小的偏好，一场音乐会还是要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像亚当斯的《绝对创造》，国内外演得很少，既然选了它，其他曲目怎么搭配很重要，不然孤零零的，上下文很难串起来。我通过了解作品、查阅资料，选定了余下的关联曲目。
澎湃新闻：这场音乐会以现当代作品为主，你在选曲上会有偏好吗？
孙一凡：音乐总是要向前发展的。如果一场音乐会是全套现当代作品，听众接受起来会有门槛或辨识度上的困难，所以还要有熟悉的听觉在，同时掺进去新的有营养的作品，扩展大家对音乐的兴趣。这对演奏家、指挥和乐团都是重要的使命。
澎湃新闻：如果按排练难度或演奏的完成难度，给四首作品排序，你会怎么排？
孙一凡：最难的是贝多芬《大赋格》和亚当斯《绝对创造》，但难点不一样，一个难在音乐，一个难在节奏。
《大赋格》是贝多芬最晚期的曲目。首先，德奥作品对于声音的时值、演奏法、节奏等方面要求很严格。其次，音乐需要体现贝多芬晚期的精神，这时候他对人生的看法比年轻时通达了很多。很多人觉得不好听，除了写作成分，也有演奏成分，如何把它演好听很难。
亚当斯《绝对创造》是难在节奏。作曲家用了很多复杂节奏，所有人的节奏都不在一起，每个人卡的点又不一样，就像见缝插针，往后错一点点或提前一点点，都会导致节奏对不上。
澎湃新闻：约翰·亚当斯和阿沃·帕特都是极简主义音乐的代表，怎么看观众对极简主义作品的接受度？
孙一凡：极简主义是近当代音乐流派中最能为大家接受的。很多电影音乐的创作都受了极简主义的影响，尤其是太空题材电影，像《2001太空漫游》《星际穿越》等。
极简主义有一个很大特点，和声都是我们熟悉的传统和声，只是不断循环，并在循环中产生渐变。亚当斯和阿沃·帕特走的极简主义路线不一样。
古典音乐的发展进程就像钟摆，从古典主义相对的简单，到理查·施特劳斯、马勒等浪漫派的复杂，复杂到一定极致后会再摆回来，极简主义就是摆回来了。
孙一凡
“我们唯一能够决定的就是努力”
澎湃新闻：要想在音乐之路上脱颖而出，天赋、努力、运气起到怎样的作用？
孙一凡：每一项都很重要，但我们唯一能够决定的就是努力，只能把努力做到极致。天赋和运气都没办法决定。
我不属于天资超群，我是靠知识的积累，靠跟不同的人去学习和借鉴逐渐得来的。我不否认有神童，但我还是走相对正常的成长路线。我特别注意收集每一个老师的特点和体系，不能只学现象，一旦找到思维的核心，很多东西就举一反三了。
澎湃新闻：你非常会学习，而会学习也是一种天赋。你以前很喜欢阿巴多，哪怕没见过人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孙一凡：口味会变，因为指挥要不断学习。我现在更喜欢朱利尼，或者黄金时代的老派指挥家，他们对声音特别考究。排练过程中，我始终在思考有些问题该怎么解决，有时候没办法从最知名的指挥身上得到答案，老派的指挥更传统，有很多可以吸收的点。我现在经常看黑白片，录音效果其实不太好，但是能听出来乐队在演奏规格和细节上的讲究。
喜欢什么指挥是口味问题，但排练的技术和方法是工具，怎么用工具是你的事情，工具是没错的。我从他们身上学到更多的是工具。
澎湃新闻：古典音乐衰落这个观点叫嚣很多年了，你怎么看古典行业的前景？
孙一凡：我是比较乐观的态度，特别是在亚洲、在中国。古典音乐应该有定力和自信。首先我们要认清什么是古典音乐，要敢于做自己，不用怕它小众，不能因为受众面低，就去改变它珍贵的本质。我们要做的是让更多人去了解它。
澎湃新闻：大众普及对古典音乐来说行得通吗？
孙一凡：是比较困难，但是我们必须要做。现在的演出如果有需求，我会在公开排练或音乐会前讲几句，可能就5-10分钟，但是大家听音乐会时会更聚精会神，会有目的性。
前不久，我有一场音乐会是纯现代20世纪作品，每个作品我都介绍了一下，他们不会觉得枯燥，反而觉得终于能把这个听不懂的东西给听懂了。
澎湃新闻：有时候会想，音乐就是音乐，不需要解读，但可能对大众来说，文字上的解读是需要的？
孙一凡：听见和听进去是两回事。音乐的聆听应该是带有目的、带有知识储备的聆听，而不是完全被动的——我只是当成背景音乐听，能不能打动我是他的事儿——这不行，应该是一种积极的状态。听众也是音乐会组成的一部分，跟乐团、跟指挥一样重要。
孙一凡
“冷门作品可以认识作曲家全貌”
澎湃新闻：你前不久在广州指挥瓦格纳《莱茵的黄金》，好评很多，现在有没有什么想指未指的作品？
孙一凡：演完瓦格纳对我的触动和改变挺大的，我对德奥作品有了更深的认识，对勃拉姆斯、舒伯特、舒曼这一条线，更加感兴趣。
澎湃新闻：一支乐队在面前排练带来的感受，要远远超过静止的乐谱带来的感受？
孙一凡：当然，排练过程中我们也会微调想法。虽说指挥有内在听觉、有对声音的想象，但是当声音实际出来后，有很多参数要做调整，这些调整也是我们进步的空间和动力。
德奥作品，包括理查德·施特劳斯、马勒，依然是我特别想尝试的。我也很注意收集冷门作品，或者知名作曲家不太知名的作品，需要时自然会跳出来，而不是等要用再去找，这是来不及的。
澎湃新闻：冷门是因为运气不好，还是作品本身没那么好？
孙一凡：第二种是大多数原因。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时间听众会筛选掉很大一批创作上不那么理想的作品，就变成了所谓的冷门。
我前不久刚演柴可夫斯基《第二交响曲》，内含很多灵光乍现的精彩片段，但是当曲子整个捏在一起，你会发现缺少框架感和逻辑性，有些创作手法略显廉价，音乐效果会稍微表面，完全不如他的第四、第五、第六交响曲。
演冷门作品有一个有意思的点，能把其中特别精彩的东西带给大家，让大家认识到一个作曲家的全貌。每个人都是有成长的。比如贝多芬，不是生下来就是写《第九交响曲》的贝多芬，他也经过了稚嫩的阶段，稚嫩的那部分很真实、很宝贵，并非没有价值。我以前学钢琴时经常说，弹贝多芬的奏鸣曲，弹过5首和弹过32首是完全不一样的视角。
澎湃新闻：现在经常听到累这个词，不只是身体累，也会心累，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孙一凡：如果一个人特别清楚自己要什么，反而会降低这种累。我们很多时候不太知道自己要什么，但是又什么都想要，这是最累的。
就像老柴早期的作品，为什么没那么好，因为他什么都想说，但是最后什么都没讲清楚。人在年轻时都会有野心或冲动，但是因为经验和阅历，没有办法识别和屏蔽掉很多无用的东西，各种信息都涌过来，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还有一种累是卷嘛，看别人有，我也想要，是跟别人比带来的。我也有比的过程，但是我会时不时把自己往回拉一拉。
澎湃新闻：正在事业上升期的你对未来有怎样的规划？
孙一凡：我现在在上海音乐学院读博士，跟指挥家余隆学，不仅仅是学艺术，还跟他学管理、行政，这方面我的经验非常少。
我也会参与音乐季的策划，这也是指挥职能很重要的一部分。过去总觉得终于可以选一直想演但演不了的作品，策划后才知道不是纯理想化的，要考虑的因素非常多，限制也很多，包括演员的档期、乐团的水准、乐团的编制，如何在限制中做到最佳方案，是非常繁琐的过程。
读完博会不会当老师？我对教学蛮感兴趣，很有获得感的一件事。表达能力好？可能因为我爸妈都是大学老师，他们都有职业病，讲话总希望把你讲明白，家庭氛围每天耳濡目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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